在国内科研领域，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一个独特也是孤独的存在。它的“诞生”有点儿石破天惊的意味，它被赋予的意义和承受的压力也同样具有先行者的分量。
不像一般的研究院所有所谓的行政级别和编制，它更多的是像学人治所的形式，以及科学研究上的极大自由尺度。它给予科学家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科学家们也回报以更有价值的智慧和眷恋。
它的崛起和发展的故事，值得我们关注。
5年前，2005年12月9日这一天，由科技部会同中编办、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七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组建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正式挂牌成立。这个研究所的被重视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重视之后就是重担：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北生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不仅要进行原创性基础研究、培养优秀科研人才、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所，更要探索出一种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
5年过去，这块试验田长出了什么，“收成”如何?
被认为是“成功尝试”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
北生所，坐落在北京西北郊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内的一座砖红色建筑楼里。北生所实力如何?2008年12月，由1名诺贝尔奖得主、6名美国科学院院士、2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1名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0位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北生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后得出了结论。
所有成员一致认为，研究所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绝好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是对研究所初建阶段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这并非溢美之词。短短5年，北生所已在《科学》、《自然》、《细胞》杂志上发表16篇高水平论文。这在国内同等规模的生命科学类研究机构中，还找不到第二家。
学术成就不仅表现在论文数量上，更表现在学术影响力上。2010年4月，柴继杰博士在《自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自然—中国》选为研究亮点。当年6月，张宏博士在《细胞》上发表的文章，被《研究科学家1000》评论为“这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
5年来，北生所建立的科学实验室，已由成立之初的12个增加到24个，涉及癌症细胞凋亡、病原细菌、干细胞、乙肝病毒等等，几乎涵盖了当今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所有热点。吸引海外高级科学家30名，平均年龄不到40岁。
美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美国医学最高奖Lasker奖得主Victor Ambros博士对张宏博士的评价是：他有着惊人的天赋、创造力和工作效率。我认为经过短短5年的独立研究，他已经成为所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邵峰博士被美国科学院院士、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研副所长评价为：无论以哪种标准，邵峰都是一颗学术明星。他发表的科研文章，在其科研领域内极少有人与之媲美……
5年来，北生所高度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以全新的招生、培养模式，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100 多名，许多人已在科学研究上崭露头角。
“所里每年邀请12位海外同行来作学术报告，但实际来作报告的超过百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博士告诉记者。
回归科学研究本身
研究所里没有一个“官儿”，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
公立科研机构甚至包括国企下属的研究院所，都有一大堆“官儿”：厅局级的所长、副所长，处、科级的办公室主任、人事处长、科研处长……
“我是什么级别?”听到这个问题，王晓东笑了，“我这个所长是‘假’的，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不光我，在北生所没有一个有级别的‘官儿’。”
北生所的所长、实验室主任，都只是学术头儿，不是什么官儿。唯一的一名行政副所长，也“名不副实”。
“我其实应该叫‘后勤副所长’，大到实验室和服务中心建设、设备采购、后勤保障，小到科研人员的孩子上学，都由我负责。”该所的行政副所长、科研出身的智刚博士说，所里人事、财务、研究生部、设备、后勤等8个行政部门，总共加起来不到20人。“在北生所，所有工作都是以科研为中心，无论地位还是收入，科研人员排在第一位。行政服务人员的绩效，都由科研人员打分。”
“行政人员靠他们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了尊重。在北生所，科研人员能享受到高效的行政服务，却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智刚博士说。
没有行政领导，北生所如何运转?
“我们的管理、运行机制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王晓东告诉记者，在管理方式上，北生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理事会由科技部等部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主要职责是聘任科学指导委员会和所长;由理事会聘任国内外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指导委员会，是北生所的学术咨询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所长进行聘任前的学术评估，提出推荐意见;对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做出评估，并提出建议。每届理事会和科学指导委员会的任期，均为3年。
“我这个所长最主要的工作是招人，从海外科学家中招聘实验室主任;至于实验室搞什么课题、钱怎么个花法，我一概不管。”王晓东说，“在北生所你看不到行政主导的影子，一切‘唯学术是瞻’。我觉得北生所最重要的特点就在这里：让研究所回归科学研究本身，一切以原创的科学发现为最高追求，而不是其他异化的东西。”
一流人才一流待遇
不用为科研经费跑关系，科研人员过上体面生活
“2005年我决定要回国的时候，许多朋友说：你是不是疯了?”38岁的邵峰博士在美留学7年，取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回国前已在《细胞》和《科学》上各发表1篇论文。如果他再继续干一两年，会在美国顶级高校找到教职。
“回来的最主要原因，是在这里可以全身心做科研。”邵峰说，“其实回国之前也很犹豫，因为我在国内时也知道，为了得到足够的经费支持，实验室主任不仅要年年写报告申请项目，还要跑各种各样的关系，请人吃饭什么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时间都耗在这上面了。当时王晓东告诉我：‘你回来不用为申请经费发愁，所里每年给你200万元的经费支持。5年后通过国际同行的评估，每年还会增加100万元，你可以安心做你的研究。’”
如今，邵峰的实验室已在权威杂志上独立刊发10篇研究论文，4年就通过了国际同行的评估。
在北生所，所有的实验室主任都像邵峰这样，每年有稳定的经费支持。王晓东说，北生所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大块：科技部每年拨发7000万元的科研经费;行政经费由北京市科委负责，去年从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
“对于一个拥有24个实验室、9个科研辅助中心的研究所来说，这样的经费支持其实是不算多的。”王晓东说，最近几年国家的科技投入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加，许多国立研究所和大学院系的经费比他们多。
“一年200万元的科研经费，实事求是说不够。”2007年回国的李文辉博士告诉记者，“我的实验室有17个人，包括12名硕士、博士。第一年感觉经费还够，但随着实验的开展，就感觉不够用了。”
200万元，除了买仪器、买试剂，还要给实验室的其他人员发工资。李文辉说，实验室主任每月都会收到财务部发的经费明细单，每一笔钱干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
科研经费之所以能做到专款专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生所采用标准较高的年薪制：助理研究员、副研、正研每年的年薪，分别是30万、40万和50万;研究生是每月2500元。“当时定的所长年薪是100万，但因为我和另一位共同所长、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博士前几年都是半时制，所以都没拿这个钱。”2010年10月1日，王晓东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带家人全职回国。
每年数十万元的年薪，是不是太高?王晓东认为“这就是个理念的问题”，一流的研究所得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就得有一流的待遇。现在人才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如果年薪定得过低，就招不来、留不住一流的人才。“我们的‘一流待遇’，既考虑了与国际接轨，也考虑了中国国情。”他说，北生所骨干科研人员每年的年薪，当时是按照美国同等职位最低标准的75%定的。“在美国一个博士后每年的年薪大约是三四万美元，此外还有一两万美元的社会福利，我们这都在年薪里了。”
“要让科研人员过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拿‘阳光工资’。”王晓东说，如果科研人员拿的钱不能保障衣食住行，就会在科研经费上打主意。“这不仅有损科学家的尊严，也会使他们无法全心全意搞科研。”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路子是走对了。”王晓东说，随着国家“千人计划”的实施，现在全国各地竞相招聘海外一流人才，给的待遇更高。
绝对的研究自主权
课题由实验室主任自己定，但同行评议不过关就得走人
虽然北生所的各个实验室已经基本满员，但海外一流大学、研究机构的申请加盟者还大有人在。他们所看重的，除了这里有一流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科研人员拥有绝对的研究自主权。
“在北生所，每个实验室的课题都由主任决定，我这个所长无权过问。”王晓东说，我们只划定“研究生命的本质机理”这一重点，但不具体设置题目。
基础研究尤其是科研前沿，做的是引领而不是跟踪的事，具体走哪条路都不清楚，更不用说5年以后的突破点了。“因此我们这里是自由探索，既不搞科研计划，也不预设具体的考核指标。”王晓东说。
但另一方面，北生所实行严格的国际同行评估，过不了关的一律走人。
到第五年的时候，王晓东会把实验室的研究进展，包括发表的论文、未来的研究计划等，以匿名的方式交给国际同行，问他们三个问题：
第一，依据过去5年的工作，实验室主任在你们的研究所、大学能不能得到提升?第二，这个人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们的科研产生影响?第三，他5年所做的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国际同行评估的时间是两个月到半年，评估结果会直接反馈给我。”王晓东说，对实验室的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个都要通过。
“我们已有7个实验室完成国际同行评估，一个没有通过考评，就自动离职了。”他说。
“这样做是有点残忍，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换了我自己，也会接受这个结果。”王晓东说，科学是人类智力的竞赛，这和体育竞赛是一样残酷的，必须尊重规则，优胜劣汰。“北生所不是养人的地方，不能讲私人感情。”
追求科学的价值取向
做科研“走火入魔”，发了高水平文章不借机求利
“虽然研究所远离繁华闹市，周围也没有娱乐的地方，但我很喜欢这里。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地方，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单纯。”北生所的硕士研究生严欢说，“辛苦是辛苦，但是只要感兴趣就不觉得辛苦了。”
“辛苦而不觉苦”，是北生所科研人员的感受。李文辉说，“所里的实验室主任都是一周工作六天半，每天早上8点来，晚上8点以后走。我有时候回了家，脑子里还经常走神，不由自主地去想实验中碰到的问题。爱人经常批评我，你做研究都走火入魔了。”
北生所的不同之处，还在于科研人员的价值取向。在国内，当院士几乎成为许多科研人员心照不宣的共同追求，如果在《科学》、《自然》等杂志上发过一两篇论文，许多人就会考虑参评院士。“我们这边至少有8个实验室主任在《科学》、《自然》和《细胞》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但是没有听到任何人说‘我要评院士’。”王晓东说，谁发了一篇高水平的文章，大家就是口头祝贺一下，更没有发奖金之类的事情。
“他们追求在科研上的原始发现，看这个发现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有无积极影响。”王晓东说。
让王晓东感到欣慰的，是北生所没有辜负各方期望。当年提议成立北生所的，是新加坡分子及细胞生物研究院的六位华人科学家。在2010年1月15日中组部组织的“千人计划”报告会上，王晓东介绍了北生所5年来的发展情况。提议成立北生所的六位科学家之一——入选“千人计划”的彭金荣教授当时站起来对他说，“谢谢你们，帮我们实现了当年的梦想!”
下一个5年，北生所将在进一步做好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同时，开展成果转化，实现科研的社会价值。“这项任务更难，所用的时间也更长。从此前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好的苗头。”王晓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