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世秋：中国仅仅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用二三百年时间才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各类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对资源基础和环境质量带来巨大压力。
首先，污染物排放巨大，在二氧化硫等几类主要污染物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其次，虽然与工业生产相关的污染排放受到了一定的监督和管理，但农村面源污染以及与民众消费相关的污染排放持续增加，对基于工业污染控制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提出了严峻的调整;第三，虽然中国有效控制了包括二氧化硫等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和污染问题，但各类不被民众熟知或者不被重视的“新型”污染问题持续出现，比如PM2.5以及近地面臭氧超标问题等;第四，虽然污染物排放量得到一定的控制，但环境质量依然堪忧，比如城市空气质量、河流的水质以及与民众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等问题依然突出。
尽管中国环境形势严峻，但同时必须看到，环境保护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效。比如，2010年前，我国很多地方经济基本是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在增加，但是污染物排放并未等比增加。
《中国科学报》：未来在控制环境污染问题上，我们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张世秋：首先，政府行为(包括决策行为)、企业行为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均与未来环境整体形势的转变密切相关。三大类不同主体的行为改进都是必要的，在践行生态文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共赢方面，需要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相互制衡、相互激励的正向促进关系，并借此积累中国长期发展的社会资本。其中，政府做好角色定位，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行政策引导尤为重要。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如何善用公共权利，致力于构建一个高效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其次，我们一直在鼓励科技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技术自主创新是一个杠杆，只有通过它作用于生产消费过程，才能降低排放量、改变能源效率。是否有技术创新原动力、是否有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是一直争论和讨论的议题。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均衡。令人担心的是，在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地域之间，能否避免污染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等类似问题在很多国家中都有发生，中国能否控制这样的趋势是一个挑战。
第四，中国依然有众多贫困人口，这些人恰恰生活在生态脆弱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些贫困群体有权享受基本和具有质量的物质生活权利。在这方面，急需设计并实施具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政策手段，包括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第五，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在全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形成共识与能够实现中间需要有恰当的手段来推动，比如，可再生能源作为清洁能源，由于它的成本相对较高，如何让绿色经济组分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就需要我们通过比如对环境有害的产品进行课税等市场信号和政策信号，避免市场的逆淘汰;中国应尽快在“税收中性”原则下制定和实施环境和资源税收政策，也就是说，不增加整体税负水平，增收环境税但降低其他税收水平。
《中国科学报》：人们一直有这样的担心，如果加大力度保护环境，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的保护会影响就业、收入的增加。对此您怎么看?
张世秋：这其实是一个把环境保护看做收益还是成本的问题。保护环境是否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各方面有很多不同看法。
由于保护环境需要限制一些污染企业的安家落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本地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许会因为要求污染企业上一些治理措施增加了企业污染控制成本或生产成本。
但从社会整体看，环境保护到底是收益还是成本，取决于是在微观层面上看还是在宏观层面上看，从短期评估还是从长期评估。或许今天投资的污染行业可能确实带动经济总量的增加，但是未来或者我们的后代都将为当初排放的污染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更高成本的减排、环境质量的改进以及因人体健康影响而带来的个人和公共开支的增加等。
因此，中国要在如何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可以作为一个命题，同时，另外的命题也同样成立，即环境质量恶化实际上也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对于决策者以及每一位公民而言，必须在一个更为公开开放的平台上去讨论：我们到底是要牺牲一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让我们的未来，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为我们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还是现在保证了经济发展和增长速度，然后让后代包括我们的未来承担今天所有的成本。
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整个机制、利益调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开的。除了我刚才说的保护环境是成本还是收益的问题，还应该更深入讨论谁在经济增长中获益了，谁从环境破坏当中受损了。对不同利益群体所受到利益影响机制的研究和讨论有助于对社会紧张焦灼的利益冲突关系的认识和解决。
我们到底该不该保护环境?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显性的环境保护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可是有谁真正关心过现行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环境污染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1997年世界银行对中国水和气污染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作了一个分析，1997年因水和大气这两项污染带来的损失大概占当年GDP的7%左右;2004年环保部作过一个研究，估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大概占GDP的3%左右。从这个角度去讨论大力度保护环境是否影响经济速度或经济总量，是不是得到了另外的一种解释?
环境保护虽然影响了某些企业的发展，比如某些特定的环境政策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就业产生影响，但从另外的角度讲，环境保护实际上也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也是收入增加的新的来源。
比如有些清洁技术发展本身也在创造就业，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2010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报告，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绿色新政，以扭转环境污染问题，并通过绿色新政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该报告认为，绿色清洁技术的发展首先有助于提高就业机会;其次，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第三，会在全球领域推动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第四，绿色新政本身必然会带来整个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较大调整。
上述这些都会有助于转变很多人认为的环境保护一定会影响经济的传统观念，这样一个特别的结论给出了一个注脚，即只要政策或战略制定得恰当就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它事实上也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
《中国科学报》：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科技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世秋：科技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基础研究方面，即对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包括污染物、资源消耗，另外也包括强调对社会运作关系、主体行为变化这样一些机理性的研究。
其次，技术创新方面，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包括增进人们对世界本身的认识，提供知识改进社会认知，这是学术界当仁不让的一个基本责任和任务。
以我的观察，中国发展如此之快速，环境与发展、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在世界上是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在这方面，科技界、学术界每一个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都在影响着最终的决策和最终的技术走向。
涉及到具体的技术，中国科技界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的科研投入也在持续增加，在技术当中有几方面问题在未来应不断去改进：
一是我们怎样构建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推动技术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过程;二是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还要兼顾技术如何服务于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在技术方面，目前虽然在高校、学术界、企业等产学研三方关系上已经有了很多实践，在未来还应该花更多的精力推动大学和学术界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过程。如何更多地面向社会需求和社会进步有针对性地研发新技术，将成为科技界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