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卖家卖剧毒化学品。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采购实验室毒物存在便利 相关部门坦言监管有难度
随着朱令案、黄洋案的发生，高校化学用品到底存在哪些安全和监管隐患?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高校实验室、药监部门已经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但高校实验室里的有毒、有害物质并非与世隔绝。从采购到使用再到监管，实验室里的大学生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很多时候，学生只是通过自律，守住不害人的道德底线。
与此同时，记者发现，一些药品市场同样鱼龙混杂;网店只要点击鼠标，有毒药品就可以送货上门，在不规范的门诊部、药店同样可购买药品……
谁来完善规章制度，与现存漏洞斗智斗勇?有毒物监管方面，高校实验室和药监部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日，哈尔滨一所高校对桶装水紧急叫停，为防止投毒下了“禁止令”——桶装水不可进宿舍楼。
实验室毒物
“顺手牵羊”有太多机会
事实上，哈尔滨高校的担忧并非不无道理。获取高校实验室的化学用品，有不少可乘之机。
广州某高校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杜林(化名)，因专业实验需求与实验室瓶瓶罐罐朝夕相处，对各种实验用品运用得心应手。
作为业内人士，杜林对各类实验用品自然耳熟能详，出于本能就可轻易分辨出不同试剂，然而，还是有多种溶剂无色无味“与水差不多”，识别之时，她也犯难，更别提普通民众。
甲醇就是其中一种，“外观与水没有差别，气味也不明显。”危害却让人望而生畏，“误食易导致失明。”杜林对不同有毒化学用品的影响烂熟于心，而甲醇的“副作用”在众多剧毒中只是“小巫见大巫”。
另一所高校的化学系毕业生黄良(化名)直截了当地概括——实验室用品除了水其它几乎都有毒性，有些还是剧毒。但他早已司空见惯。
黄良做的是无机实验，接触这些“毒物”，从最初的第一学期每次实验4小时，到后来的6小时，有时为等待反应需要“一天一夜”，他有许多单独做实验的时间，如果真想顺手牵羊，他说“有太多机会”。
置身“毒物”之中，黄良、杜林知道如何采取严密的自我保护措施。相较而言，这些化学用品，从采购到使用再到监管却显得有些轻率。
我的药品我做主
毒物自购自带自用一路通
按照相关规定，高校在购买安全管制化学用品时，需要向有关部门备案。事实上，这样的条文仍有漏洞可钻。杜林感觉，这些监管在广州亚运会期间管理很严，需要按部就班。但现在，却成了“我的药品我做主”。
一份给导师的化学用品实验需求书面报告，不需向学校或实验室备案登记，打一通给药品公司的电话，相关药品就会如期而至，还可享受月结付款的优待，如此轻而易举，杜林解释其理由是“关系熟”，这时，相关规定并没有多少效力。
黄良也深有同感，与导师打招呼，就可自行购买需要的实验用品，哪怕是具有毒性的化学用品，然后凭发票报销。他坦言，“如果多买了自用而不报销，导师同样无从知晓。”
唯一的数据留底只在药品公司。化学用品的使用同样没有执行严格的记录，杜林通常只需记录自己实验过程中的用量。同时也没人检查。事实上，这些化学用品用多用少，如何使用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与此同时，实验室学生多、设备少，出现僧多粥少的现状，杜林很多实验需要到公共实验室操作，这时，实验化学用品学生需自带。人多混杂，虽有视频监控，但将化学用品偷梁换柱或顺手牵羊而不被察觉，在杜林看来“完全有可能”。公共实验室的管理老师主要负责设备的维护，对于化学用品的管理，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杜林笑称，要将化学用品带出实验室也是“一路通，没有关卡”。他举例说，反应后的产物需要拿到相隔几百米外的化验楼检验，就算设卡也可顺利通过。
杜林半开玩笑地总结，试剂用品自己订，自己用，如果真是别有用心想害人，“也是轻易可投放。”对于这类专业人士，他们懂得如何使用而不易察觉。真想害人可操作于无形中。
“化学用品的隐患多，是否用来做坏事全凭自律。”杜林解释道，老师课题多，做实验学生多，而每个老师课题又各不相同，如果化学用品事无巨细都需通过实验室，实验效率大打折扣，同时也不现实。
以杜林为例，她一个月需用到七八瓶试剂，一个系本硕博人数约近百人，几乎一个月要用近千瓶试剂，而药类学院用量更大。
市场混乱
轻点鼠标可买黄曲霉素
高校之外，网上也可买到有害化学药品。黄曲霉毒素B1，高致癌物质，肝癌和食道癌的元凶;氯化钡，A级无机剧毒物，食用2~3克致死，其溶液为有毒的无色透明液体……这类高危化学用品，轻点鼠标便可送货上门。
淘宝上，名叫“医用化学××××”的卖家正在卖氯化钡溶液。店主信誓旦旦，“我父亲从事化工行业二十几年，有实体店和公司，质量保证。”店主透露，直接从厂家拿货，购买也不需要备案。目前，她已成交几十笔。
当然，店主也有她经商的“无奈”，淘宝不允许卖这类管制药品，她说，淘宝有时候会查，但目前还没有，查到会责令删除商品。
“我的商品刚被解封。”店主催促记者快下单购买，“可能过几天您又看不到了。”此外，店主还告知，货品运输走公路，包装密封性很好，以打消记者的担忧。
线下的实体药店、诊所进行的暗箱操作情况则如何?吴清(化名)多年从事医疗工作曾在一家门诊部供职，该门诊部就利用其与药品公司的熟人关系，购买这类精神、麻醉药品，因其操作不规范，给病患开具处方提供的是“原始的手写版”，而病患没有要求医生再出具处方证明的意识，药房收取处方后，病患便无凭据，一旦出现问题，便无据可查。
自身安全存隐患的同时，这类药品用于害人也可无形，“掺入其他食物中，同样无色无味。”吴清说。
监管存困境
技术不成熟难管实验室
那么这类在漏洞、夹缝中横行的“毒物”如何让其现身，在阳光下使用?监督部门如何治理呢?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透露，采购教学、科研用毒性药品，需要向食药监提出申请，食药监重点考察其依据、用量及实验室规章制度，而决定是否同意批复。得到批复的科研单位才可向指定部门购买。
中山大学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科长赵艳娥也向本报记者介绍，教师有药品需求，需要经过学院、学校、有关部门备案等层层审批，“制度严格”。
采购完成后，相关部门还要求科研单位有专门保险柜存放毒性药品;双人双锁两人互相监督;专账管理，详细记录购买量、使用量、流向等，以便食药监核实审查。食药监表示，制度上规避了风险，但“不否认存在虚假报告的可能”。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承认，在高校管理和执法难度很大，同时高校不像药厂批量、规范生产使用，高校更像单兵作战，每次采购毒性用品一支、两支，监管难度大，如果学生思想上真出现放松，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大。而上海投毒案，也给食药监提了个醒。
赵艳娥也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技术不成熟，门禁、安检等检测不出学生是否携带了有毒药品离开实验室，如果学生思想出现偏激真是“防不胜防”。
对于高校绕过食药监自行购买有毒药品的行为，相关部门指出其是“违法行为”，也是下一步打击的重点。
而市场泛滥非违规出售易制毒品及其他麻醉、精神类药品，也令食药监头痛，这类非法药店善于钻漏洞，食药监在与其斗智斗勇中也看到其狡猾之处，有关部门同样也将其列为打击重点。
事实上，网络上销售有毒药品不被允许，网络销售的有毒药品，一般是由卖家网络所在地的食品药品监督局负责处理。各地还需要更多的通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