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家实验室不仅在科学研究上给我们以启发，比如集中式科研攻关、大科学装置开展综合性研究、成立技术转移专业机构等，而且在对国家实验室的科学管理上也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科研人员“不需要为钱犯愁”
在美日英德，政府对于国家实验室的投入都可谓“大手笔”。近年来，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年度拨款超过120亿美元，一些固定人员达数千人的大型国家实验室，每年可获得10多亿美元经费。英国国家实验室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科研经费，不仅国家支持基础研究，企业界和慈善机构也经常慷慨解囊。德国国家实验室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资助，政府还会帮助寻求横向经费支持。知名的德国马普学会，95%的科研经费来自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双方各承担50%。
这种持续多年的大投入，能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从事重大前沿科技问题研究，而且能让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聘用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有利于催生重大科学发现和颠覆性创新成果。曾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作的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研究员何建华说，他在那里做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时，经费充裕，不需要为钱犯愁，把课题任务完成好即可。与之相比，我国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体量较小，投入也较少，每年获财政经费800万元或1200万元。上海市科学学所研究员任奔建议，我国国家实验室可设立长远的科研目标，周期可以是5年至10年，在此期间给予实验室稳定的高强度支持，让这些实体性机构能在全球范围招聘一流人才，打造代表我国实力的“科技名片”。
第三方机构运营提升管理绩效
美国很多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为政府代管国家实验室，这些设在大学里的国家实验室作为原始性创新基地，在国家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中承担着重要使命。
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能源部的17家国家实验室中，只有1家由能源部直接管理，其余16家采用“国有民营”管理模式，即属于国有，但委托给高校、研究所、企业、基金会等4类第三方机构管理运营。上海市科学学所研究员任奔介绍，“国有民营”的好处是能实现专业化管理，而且通过政府考核，引入第三方机构竞争淘汰机制，有利于提升国家实验室的管理绩效。
据了解，美国能源部与第三方机构签订的委托合同通常为5年，即能源部每5年进行一次“大考”，评估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水平和产出质量。一些长期管理国家实验室的高校如果业绩不够好，就会被取代。如2006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不再由加州大学管理，改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主管。同年，芝大阿贡有限责任公司取代芝加哥大学，成为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方。“我国国家实验室也可采用类似模式，但第三方机构不能固化，要有考核淘汰机制。”任奔表示，我国国家实验室也可委托第三方机构管理运营，并给予这些机构较大的经费使用、人才选聘自主权，并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每三到五年对第三方机构进行一次“大考”。
引入经费竞争制保持忧患意识
上海交通大学周岱教授介绍，为提高科研资金的利用率，日本早在2005年就将竞争性经费占研究与开发（R&D）经费的比例提高到约20%，还设立了“竞争性研究资金”，重点资助富有创新意识的研究人员从事独创性研究。
德国的亥姆霍兹研究中心联合会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设备和人才，但长期以来，由于研究经费几乎100%来自政府拨款，科研人员之间缺乏竞争，科研效率低下。为此，亥姆霍兹研究中心联合会建立了“战略基金”，重点支持具有战略意义、面向未来的项目，经费申请引入竞争机制。周岱建议，解决“温饱”层面和基本运行的科研项目，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但除了国家战略需要和涉及公益性、民生性等研究，对于一些科技前沿和高水平研究项目，以及添置高精尖设备时，不妨引入经费竞争机制，这样也更能保持科研机构的活力和忧患意识。
除了灵活的经费管理，国外的国家实验室在人事管理上也采取弹性制。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员崔晓文介绍，美国国家实验室普遍实行聘用合同制和竞争上岗，不片面追求人员的高学历，主要采用“基于项目”的运作方式，研究人员来自国内外，项目结束后，团队自行解散。因此，美国国家实验室流动科研人员比例相当高。
英国国家实验室由知名科学家领衔，如卡文迪许实验室历任主任都是世界顶级专家，对于科研人才的要求则以独创性和原创能力为主，面向全世界选拔。德国马普学会的流动人员年流动量保持在11%以上，外籍科研人员约占马普学会研究人员总数四分之一。崔晓文认为，这种弹性的人事管理和人员流动性，使得国家实验室保持着很高的活力，“开门办科研”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碰撞激发出更多科学成果，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