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科技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中国科学家屡屡斩获各类国际科技奖项。下面就来盘点那些屡获国际科技奖项的中国科学家。
01
屠呦呦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2015年10月，中国中医科学院药学家屠呦呦获得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受中医药典籍启发，找到提取青蒿素的方法，为全球抗击疟疾作出巨大贡献。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科学界迄今所获最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奖。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屠呦呦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时年39岁的屠呦呦，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后来，我想到可能是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破坏了青蒿里面的有效成分，于是改为用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191次实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经过实验，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对鼠虐猴虐的抑制率达到了100%。为了确保安全，我们试到自己身上，大家都愿意试毒。”屠呦呦说。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
02
陈宇翱
菲涅尔奖得主
2016年7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宇翱教授获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的原子分子光物理委员会青年科学家奖，获奖原因是他在量子信息与量子模拟领域的贡献。此前他因在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贡献获欧洲物理学会2013年度菲涅尔奖。菲涅尔奖以19世纪伟大的光学家菲涅尔命名，这是授予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青年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每两年颁发一次。
陈宇翱是我国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他曾于1998年在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实验第一和总分第一，同年进入中科大深造。在校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期间，他开始进入量子信息科研领域，并合作搭建了世界上首个五光子纠缠实验平台，奠定了我国在多光子纠缠操纵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
2008年，陈宇翱获得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2011年底，陈宇翱回国工作，这其中固然有他的恩师、中国量子“领军人”潘建伟的感召，最重要的还是感受到祖国对于青年科技人才的“拳拳之心”。
此后，陈宇翱主要致力于基于光子和超冷原子操纵的可拓展量子信息处理研究，并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制备出八光子薛定谔猫态。
有量子“梦之队”之称的中国量子研究团队，利用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先后完成了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原定两年完成的三大科学目标，不到一年提前完成。这三项量子实验将会是未来全球量子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这标志着中国量子通信研究“全面领先”。
在这个量子“梦之队”中，陈宇翱承担重任。他三年前接受采访时坦承，中国在超冷原子的研究上还“比较落后”，“我们还在追赶”。但短短几年间，他们从“跟跑者”变成了“领跑者”。
9月29日下午，陈宇翱任总工程师的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正式开通。这条历经42个月建设、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网，在北京与“墨子号”量子卫星连接，构建起全球首个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雏形。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和“京沪干线”的成功研制，中国已经迈入国际量子科研与应用的最前沿。
03
姚檀栋
维加奖得主
2017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因在青藏高原冰川和环境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获维加奖。姚檀栋是首位获此奖的中国科学家，也是获此荣誉的首位亚洲科学家。
维加奖由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设立，以表彰对全球地理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每三年评选一次。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主席斯滕·哈格贝里表示，姚檀栋对“第三极”的冰川、季风以及环境的基础性研究对我们了解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不仅因为该研究是涉及20多亿人口的全球性课题，更因为该研究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的过程”。“第三极”是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相关地区的称呼，因为这里是南极和北极外的世界最高极。
“环境变化是个长期过程，从自然环境变化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叠加效应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姚檀栋说，希望通过分析气候变化的过程及其复杂性，判断目前所处阶段，掌握气候变化趋势，进而预测环境变化可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避免冰崩等灾害现象危及人们的生产生活。
他指出，“第三极”地区是环境脆弱地区，在该地区搞建设需要考虑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这种不确定性加以研究可以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以及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工程。
从当年做博士生到现在将自己的导师纳入合作团队，过去20年间，姚檀栋与美国、法国、德国、印度、尼泊尔和日本等几十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合作，研究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及影响。在这个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研究并领先的科研领域，姚檀栋及其团队的科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我们将自己以及周边国家的地缘优势与西方科学家的知识和技术结合在一起打造出高水平的合作??从而使研究结果与国际接轨。”姚檀栋说。
“当然，高水平的科研一定要有经济基础的支撑，需要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对科研事业的投入和对科学的支持为高水平基础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姚檀栋自豪地说，“从学习、到合作再到主导，我们对科学问题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也到了可以做出一些成绩的时候。”
他指出，经过30多年进取，中国科学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也逐渐获得了组织和协调国际大型科研的能力。但他同时提出，中国科学家还可多多学习西方国家自省、自新式的创造性研究。
姚檀栋说，他的下一个科研目标是研究“泛第三极环境”的气候和环境变化。他希望在更广的范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掌握气候变化的过程。
04
王贻芳
庞蒂科夫奖得主
2017年2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获庞蒂科夫奖。该奖由俄罗斯杜布纳研究所设立，颁发对象是全球中微子实验领域的科学家。
有“幽灵粒子”之称的中微子，以近似光速悄无声息地穿行于地球，在科学家眼中，中微子的神秘面纱每掀开一层，都能让人们向宇宙终极法则更接近一步。相关研究在最近28年间已4次斩获诺贝尔奖。
王贻芳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2012年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并精确测量到其振荡概率。这一成果入选《科学》杂志评选的“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并被美国同行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他先后获得2014年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2015年日经亚洲奖、2016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等国际奖项。
1963年出生的王贻芳，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同年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丁肇中领导的团队深造;1992年获佛罗伦萨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工作;2001年底，作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回国工作;2004年入列“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3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如果把大亚湾实验比喻为载人航天，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载人登月和深空探索。王贻芳说，大亚湾实验的成功使我国的中微子物理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继续探索中微子未解之谜，将是我国相关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全面领先的机遇。
比如，反物质去了哪里?科学家在研究宇宙的过程中，始终未能找到答案，有人甚至称其为宇宙最大谜团之一。在目前的科学研究中，中微子最有可能解释反物质消失之谜。
王贻芳说，中国在中微子领域的研究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几年。如果说大亚湾实验测到的θ13是起步的话，那么正在建设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很有希望确定中微子的质量顺序从而实现跨越。未来建造所有高能物理学家的梦想——高能粒子加速器并测量CP破坏，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旦走完这条不寻常的路，中国必将在中微子研究领域站在世界的最前沿。”
“今天的科学，将是明天的技术。”王贻芳说，这是一幅漫长的路线图，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信心，是对现在新的科学目标的承诺，更是对未来广阔前景的展望。
05
郑永春
卡尔·萨根奖得主
2016年5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行星科学家郑永春获得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颁发的卡尔·萨根奖，获奖原因是他在行星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方面的贡献。
郑永春主要从事月球及行星地质和环境研究，参与了“嫦娥”探月工程。在科研工作之外，他经常到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馆和大中小学做科普讲座，还在各类科普杂志和公共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科普文章，并出版了科普著作《飞越冥王星》。
“科普是每一位科研人员的责任和义务，”郑永春说。一方面，科研经费来自国家投入的民众纳税，科学家有义务向公众说明这些经费投入之后有什么样的成果，分享科学探索的乐趣。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对科学传播有巨大的需求，科学家要满足这些需求。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相对更深刻，可以向青少年传递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有利于他们成长。
“科普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科学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寻找事实和证据，根据逻辑推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郑永春说，科学的声音越响亮，“行星大十字灾难预言”“2012世界末日”等伪科学就越没有流传的空间，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理性、平和。
“科普肯定会占用原本用于科研的时间。”郑永春说，“相比青少年对科学的渴求，我认为在科普上的付出是值得的，国家投入的科普经费具有非常深远的社会效应，甚至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科学家做科普既需要掌握与公众交流的技巧，也需要足够的勇气。郑永春做出的这个选择，正是卡尔·萨根本人当年的选择。萨根因为热心科普，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名气太响亮，被一些天文学界同行嘲笑为“不务正业”。
“但是科普也有重要意义，”郑永春说，“像前段时间引力波的发现，科幻大片《火星救援》《星际穿越》的科技背景解读，会激发许多人投身科学的热情。”
郑永春还说，不仅仅是孩子需要科普，许多成年人，甚至科学家自身许多时候也需要科普，因为在各学科高度专业化的今天，一名科学家在其研究领域以外的认知跟普通人可能并没有明显差别。
“在宇宙面前我们都是无知的。科学领域没有权威，只有对错之分。”郑永春说，“科学本身就是在不断进步的，现有的认识以后可能被推翻。中国非常需要科学家主动走向公众，在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上发出科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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