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蛋白质三度空间结构的测定一直是世界各国结晶学家研究的最前沿方向之一。1949年唐先生在Cal Tech的Pauling 教授实验室工作时已开始了肌红蛋白晶体结构测定的探索性研究。唐先生当时从事的是国际尖端课题，在1951年回国后就中断了。肌红蛋白晶体结构最后于1958年被Kendrew首次测定，并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唐先生回国后由于当时中国实验条件的限制，无法进行蛋白质晶体结构的研究，但他填补了国内单晶结构测定的空白，做了大量的小分子晶体结构测定的研究，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我国结晶学界的学术带头人。然而建立生物大分子X光实验室，开展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的研究，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一直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1965年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成功，唐先生不失时机地提出把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作为我国科研界的一个赶超国际水平的新课题。这个课题由国家科委纳入计划，唐先生被指定为课题负责人。胰岛素晶体结构的研究在1967年6月开始上马，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物理所等单位参加，虽然其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拖后了进度，历时五年左右，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组于1971年“七一”前夕确定了2.5A分辨率的胰岛素晶体结构，赶上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得到二等奖。参加此课题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唐先生的学生。但是因为北大工军宣队的极左思想的干扰，虽然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了，但北大的生物大分子实验室没有建立起来，唐先生辛勤培养起来的北大化学系的一支生物大分子结构测定的科研队伍事后也给解散了。
1978年我通过了出国选拔考试后被定为出国进修。鉴于当时国内蛋白质晶体结构研究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唐先生马上推荐我到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Lipscomb的实验室去进修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后来因为我被改派到西德，他又推荐我到马普协会生物化学研究所R. Huber实验室进修。我于1979年到Huber实验室参加工作。Huber实验室有一大批当时世界上顶尖的结晶学家：John Deisenhofer, Hartmut Mitchell (和Huber教授一起，他们三人于198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有当时最先进的VAX780计算机，以及先进的科研题目。我在参加胰岛素结构测定时，唐先生给我们上的课给我打下了扎实的结晶学基础。我在二年多的时间中测定了二个蛋白质的晶体结构。这个成果还获得了Giessen大学1981年的Rontgen奖。当时Huber教授，唐先生和西德大使馆都同意我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但当时北大化学系不同意我考博士学位。又是唐先生派潘佐华将此事直接反映到高教部，后获得了蒋南翔部长的首肯。我才安心地延长半年时间取得我国第一个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的博士学位，掌握了蛋白质晶体结构测定的方法，于1982年八月份回到北京大学化学系工作。
回国以后唐先生安排我尽快在北大化学系建立起生物大分子X光结构实验室。当时我面临的是无经费、无仪器、无实验室、无人员、无课题的“五无”状态。唐先生亲自指导我给学校打报告申请到了经费，运用他和日本理学电机公司长期建立起来的协作关系，引进了理学电机的转靶X光机，接受了理学电机赠送给北大当时最先进的用于X光单晶结构的四圆衍射仪，解决了实验室中最需要的X光光源和收集晶体衍射数据的仪器，他又把自己招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都安排到这个实验室，充实了实验室的科研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因为没有安装仪器的房间，他把化学南楼214房间，他的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让了出来作为X光机的机房。在唐先生的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化学南楼很快地建立起X光实验室。由于经费的限制，无法购买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所必须的光密度扫描仪，高速计算机以及构建立体模型所需要的图象仪，我们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建立了协作关系。在唐先生的安排下，我们又开展了和上海生化所戚正武教授的协作，开展了新型的具有二个结合位点的Bowman-Birk抑制剂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们在1986年测定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大分子复合物的晶体结构，并发表在《物理化学学报》上，这个研究成果超前了日本的同行。与此同时建立了北京大学的生物大分子X光晶体结构实验室，后来此实验室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和测定了许多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使北京大学的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测定水平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北京大学生物大分子晶体结构实验室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建成，完全是在唐先生的亲自指导的结果。我在实验室的建立过程中得益于唐先生的培养、指导和教诲。唐先生在学术上的高瞻远瞩、业务上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的不倦教诲和在具体事物上的事必躬亲等许多优秀品质，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能忘怀的。仅以此文纪念唐先生的百岁寿辰。（作者陈忠国，为美国默克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大分子实验室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