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验看，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100多年来，世界上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技术几乎全部源自企业，发达国家80%的科研工作都是在大企业中完成。其中，中央实验室的诞生曾风靡一时，增强了过去具备高级知识的人才和工业界的连接，并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中流砥柱。
不论是AT&T旗下的贝尔实验室，还是施乐公司的PARC，都昭示了那个基础研究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彼时，中央研究院也往往成为大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护城河。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信息革命的发生，这一制度似乎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央实验室开始走向落没。新的创新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
中央实验室的诞生
彼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璀璨成果刚为英国带来了面积庞大的殖民地、充沛的人力、原料和市场，但科学依然游离在生产之外。
但在德国，变化却在悄然发生。柏林大学成立之初，便提倡独立思考能力，提倡通过研究来获取新的知识。柏林大学的倡议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于是，鼓励新科学知识的生产，这一功能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并成为所有德国大学的通行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教、科研在大学成体系的落地，并成为推进工业化的强有力工具。大学向科研倾斜，越来越多的大学科研人员接受临时项目雇佣的邀请，而这直接催生了企业自建实验室的新制度。
专利制度的进化进一步加速了护城河的建造。1877年，德国政府规定，一个企业如果生产出某种染料，只会保护特定的生产工艺，但别的企业总有其他方法创造出同样的东西并申请新的专利。因此，纠纷的发生再所难免。这大大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
为了维持竞争壁垒，商业巨头们发现，建立成建制的中央实验室已成为必须，世界范围内中央实验室的风靡就此展开。
当然，即便对于巨头来说，中央实验室也是一项奢侈的开支：昂贵的科研设备、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屡见不鲜的失败。而企业之所以愿意承担这样高昂的成本，是因为中央实验室内嵌于整个工业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央实验室内嵌于一个个巨型企业之间，从事基础性和应用性两方面的研究，产生自己的产品创意，然后交由公司推出产品或服务，最终企业获得巨大的利润，再从中抽出部分驱动新一轮的研究。
以杜邦中央实验室为例，位居美国的杜邦公司，靠着黑火药，大发军火横财。然而，杜邦从一开始单一的黑色火药厂，最后发展成为有2000多个品种的制造业帝国。除了它自身出色的管理能力之外，杜邦实验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杜邦真正有现代意义的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57年。此时，杜邦公司化学事业部的研究组织改名中央研究部，开始了杜邦最重要的科研组织的历史，它也成为致力于基础科学的最重要的工业实验室之一。杜邦中央研究院以一种成熟的领先者心态，彻底地确定了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承诺。5000万美元的拨款，大气而任性。
杜邦中央研究院产生了一系列的科学创新，从而为整个杜邦公司的许多不同业务做出了贡献。对位芳纶，就是在这个背景产生的。它的重量比强度是钢的六倍。在中央研究院的专利申请之后，杜邦随后投资了5亿美元，研发其产业化技术。
15年后，杜邦终于成功开发出防弹衣、防弹头盔等军用装备，而消防员防火服装，也是由此而生。这是中央研究院的基础研究，与车间制造技术的完美结合。
此外，AT&T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和施乐公司的PARC都曾是推动了人类巨大进步的实验室。贝尔实验室1925年成立以来，发明众多，获得27000多项专利，平均每个工作日4项，还斩获8个诺贝尔奖，这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得奖次数都多。
施乐公司的PARC则是许多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地，包括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鼠标、图形用户界面、图标和下拉菜单等。
可以说，中央实验室的诞生，打破了学界与工业届的隔阂，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中央实验室幕布降落
然而，堪称推动了人类巨大进步的中央实验室，结局却往往令人感叹甚至唏嘘。
1996年，贝尔实验室被划归朗讯科技。2008年，在多年亏损以后，朗讯科技决定出售贝尔实验室大楼。2009年7月，杜邦马歇尔实验室被关闭。
而施乐的PARC，则在漫不经心地错过整个信息革命以后，无可挽回地从行业领导者变成了重多企业中的一员。至今，施乐也只是勉强在复印机、打印机等领域还有一些市场份额。可以说，以中心实验室为护城河的时代，帷幕已经滑落。
中心实验室的落幕从英特尔的成立开始。1968年，摩尔与诺伊斯合伙创建了英特尔。为了推进摩尔定律，保证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快速推广，英特尔在建立了迥异于中央实验室的发明制度：
首先，中央实验室被取消。摩尔甚至不设立单独的研发部门，而是直接开设一个用于实验的制造产线部门。每当技术达到成熟之际，便转移扩散。换言之，英特尔公司中的新发明，都将有机会在产线上施展用武之地，直到证明其市场潜力。
如果说是英特尔率先革了中央实验室的命，那么苹果公司从施乐帕克那里“盗取”了中央实验室的“弃子”图形系统，发起了一场个人PC革命则进一步加速了对中央实验室制度的瓦解。
在中央实验室制度下，研究员们可以自己打造生产工具，肆意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封闭式的中央实验室诞生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发明，却也造成了更多的浪费。过去，施乐的研究人员就曾自己开发编程语言和显示器，造出了一台上万美元的电脑，而光一个鼠标就价值三百美元。
直到有一天，乔布斯在参观施乐实验室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在付给施乐少量的专利费用后，乔布斯挖走了这个中央实验的研究员，并指示外包的设计公司，要求鼠标成本降低到15美元，三个按钮减少到一个按钮。
此外，苹果公司相当程度上简化了施乐帕克的图形界面，让它变得可以直接操纵。乔布斯“偷走”的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最终成就了麦金塔电脑，并发起了一场震撼世界的PC革命。苹果和微软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央实验室制度的衰落。
中央实验室制度威力不再，一方面，与企业的生存状况紧密相关。贝尔实验室也好，施乐公司也好，彼时，他们不计回报、大手笔地投入基础科学研究，源于它们自身在市场中的巨头地位。
然而，到了IBM、英特尔这一代公司，虽然他们也是市场中的巨头，却因为技术演变的速度大大加快，地位并不稳固。即便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总认为：“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科技的日新月异，让今天的巨头，不管规模多大，都无法摆脱竞争中的危机感。
另一方面，技术研发遵从有效性，中央实验室曾对科学家的研究毫无要求，且自由创造，但硬币总有另一面，这样做的结果是，公司对科学家的成果也没多大兴趣，施乐并没有努力将这些新知识转化成生产力，几乎就把它当成了公益事业。这也就造成了资金和知识的双重浪费。
时代抛下任何一个人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世界永远在变化，创新的制度也经历着不断更迭。从中央实验室到如今的开放式创新，创新机制也不断革新着创新动力，中央实验室曾辉映了一整个基础研究的银河时代。但现在，新一代的皓空大卦，正在拉开全新的星象行健之图。而中国制造创新的体系，还尚待重新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