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均参与了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的揭牌仪式。书记、省长共同为一个新单位揭牌，在海南当地前所未有。沈晓明表示，该实验室的成立本身就是改革创新的产物，将按照一流实验室的标准，站在国家的立场进行建设。
一直以来，种子被喻为农业“芯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刚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种子是整个农业生产链的源头，也是整个价值链的源头。掌握了种子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对后面各个环节去进行把控。“无论是利益分割、整个产业布局，乃至定价权，都建立在种子自主自控的基础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实际上，种业领域的实验室或科研机构，在全国多地已不在少数。但在王刚毅看来，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有其不可复制性。“从管理模式来看，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内部实现了高度集成，放眼种业领域，这种集成度的实验室放在全国来看，算是第一家。”
打通“产学研”痛点
解决种业“卡脖子”难题，一个关键点在于疏通产学研关联。
“过去，育种这个事一直是科研机构在做。但是科研机构的目标和市场目标可能不一样。“王刚毅向记者坦言，一些实验室做科研的目标是发论文，但是市场要的不是这个，而是能推广、有商业价值、能真正解决现有问题。
然而长期以来，企业却难以接过种业研发的接力棒。一方面，我国种业公司存在“小而散”的问题，企业研发投入受限，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数量有限。从经营规模上看，我国农作物种业企业前十强仅占国内市场15.8%的份额。另一方面，虽然高校和种业企业接触十分频繁，但实际合作效果并不理想，尚未实现良性互动。
王刚毅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学术成果，往往对市场需求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兴趣。而企业追求的是直接能转化成生产力，满足市场需求。纯学术转换成实际生产力，中间上线周期太长，短期很难见效，企业也等不及。”
新成立的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就是在种业领域内，对解决产学研痛点的首次尝试。王刚毅指出，该种子实验室直接选址在崖州湾科技园的产业园区内，既有农科院一类的科研院所，也有中种集团这类带有研发色彩的企业。“农大实验室、农科院实验室、企业实验室等都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科研成果、成果转化的科研交流平台。他们之间的交互成本非常低，而且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种质保护或研发这条链条上的信息对称。这是很大一个突破。而且目前来看，其他地区很难复制。”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该实验室的组织架构上。实验室理事会由海南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三亚市政府、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等4个政府单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等10个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等5个企业单位以及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2个平台单位构成，在组成成分上形成高校、院所、企业、政府产学研政紧密结合的构架。
全面推进种业产学研协同，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已经打响第一枪。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在农业农村部印发的《2020年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工作要点》中已经提出，要全面构建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的中国特色种业创新体系。
如何构建这一创新体系？对此，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马淑萍指出，第一步就要明确创新分工。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技术攻关，应由国家级科研教学单位承担；以育种为核心的应用技术、品种创新，应通过市场化机制，由企业承担。其次是创新攻关模式。对以品种为核心的应用技术创新，应以种子企业为主体，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商业化育种模式，协同攻关；对于种业“卡脖子”技术，应以优势科研教学单位为主，组织优势种子企业联合攻关。
充分相信科学家
种子实验室选址海南，也是难以复制的优势。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海南已成为全国育种圣地。据统计，每年有来自全国29个省份超过700家“育、繁、推”相关单位上万名科技人员到海南从事南繁工作。累计超过2万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南繁加代、繁育，占到全国育成新品种的70%以上。
“除了先天条件，海南优越的自贸港政策对企业、科研机构都极具吸引力，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等平台的建设，将成为引进国外种质资源的重要通道，极大便利基础科研、国际交流和产学研转化，为实验室建设提供独特条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认为。
现如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引进中种集团、隆平高科、德国科沃斯等300多家国内外涉农企业，中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等下属16家育种研究机构挂牌运作，初步构建了实验室、基地、人才及科研机构、市场主体的创新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突出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新型研发机构的运行管理机制，是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的另一大亮点。
据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主任杨维才介绍，实验室实行市场化方式运作，将采取新型用人机制，灵活配置人力资源；按“立规矩、设目标、少干预、见成效”的原则，实行实验室理事会决策制和主任负责制，充分相信科学家；采取“揭榜挂帅”方式吸引优势力量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前沿和市场急需开展重大科学问题和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形成一批重要种业科研成果，实现有效转化。
“实际上，过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只会降低效率。种子实验室明确方向和标准，最大程度减少行政干预，最终用效果说话，这种在内部管理制度上的创新探索，现在这个时点来做是非常及时的，未来在全国的研发机构和高校也可以复制、推广。”王刚毅如此评价。
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也将成为建好实验室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种业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已不容忽视。安徽省农科院园艺所副研究员江海坤曾指出，国内经营蔬菜种子的基本是小企业，自我创新能力很弱，“拿来主义”盛行，种质资源同质化比较严重。比如某进口番茄种子，产量比较高，国内种企就直接模仿。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大目的就是在未来加大对知识产权违法侵权的执法力度，营造鼓励创新和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种子从研发到最后落地，中间往往要经过好多个版本和好几代人的努力。王刚毅指出，一旦进入市场之后，可能其他人稍微加以改良就是一个新品种，而且不需要对原来的品种付任何费用，也缺乏这方面的法律保护。长此以往，这可能导致种业市场的无序竞争，乃至劣币驱逐良币。
正因此，崖州湾种子实验室也尤其强调对知识产权问题，以保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沈晓明在揭牌仪式上强调，实验室将注重接轨国际，用好海南政策，尤其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做好系统配套，确保实验室高效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