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组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因为定位或者实际操纵层面上把握的偏差，出现“拆东墙，补西墙”“挂羊头，卖狗肉”等问题，这显然有悖党中央重组决策的初衷。他因此建议明确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定位。
图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受访者供图
周忠和调研发现，截至 2020 年年底，我国已经建成 52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有263个，占半壁江山，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最大的品牌，汇聚了全国最为优势的基础研究力量，成为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人员最为熟悉的国家品牌之一。截至2018年的近10年间，100%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50%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均出自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自2018年年底开始，国家重点实验室推进重组，重组后将改名为“全国重点实验室”。
“重组本意是在保持基础研究总体向好局面，强化战略布局，强化基础研究在引领未来产业技术变革上的核心战略作用，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但周忠和发现，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实际问题，存在“为重组而重组”的现象，给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以及一线管理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
周忠和根据调研情况一口气提出四个问题：如何平衡科技前沿与国家需求？强调国家需求的同时，如何保持基础研究自身的特点？究竟是聚焦国家需求背后的科学与技术问题，还是直接面向具体的需求？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何与企业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有关部委的700余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研发基地（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区分定位？
“重组的压力之下，许多实验室不得不违心地唱高调，要么是削弱基础，要么就是搞拼盘打包、甚至打招呼。简单地将国家需求理解为科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其结果只会导致对基础研究的削弱；从长远来看，将造成基础创新能力后劲不足的问题。”周忠和说。
在他看来，这绝对不是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的初衷！
周忠和因此建议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时，要明确基础研究定位。不能一味强调需求而忽视基础前沿；即使对那些有较强需求背景的实验室，也要明确应重视的是国家需求背后的科学与技术问题。
此外，要适当提升国家重点实验室规模，尽可能覆盖不同学科领域尤其是现有优势学科和冷门学科，从而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起，构筑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最坚强保障。同时，重要学科领域的实验室不应该片面追求独此一家，这样做并不有利于相近实验室之间保持适度的竞争。
周忠和还建议，要避免不同类型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价的“一刀切”现象。不同实验室占据了创新链上游到下游的诸多环节，因学科差异，它们研究重点各有侧重，在规模、组成等方面也各有不同，评价过程应努力避免“拼盘打包”。
“对实验室‘十四五’及长期目标的要求，也不能背离基础研究的属性，要充分考虑基础研究不确定性的特点。”周忠和说。
